瘟疫与现代住宅

内容摘要

西方的城市由于19世纪的大规模流行病（瘟疫）而逐渐确立了公共卫生观念和体制。文章考察了卫生防疫是如何在20世纪初，通过与政治治理、经济生产、阶层道德、生活方式等社会各层面结合，逐渐催生和改变了大众住宅的现代概念和设计规划理念。现代大众住宅与防疫关系是辩证发展的：一方面，现代大众住宅的整体设计观、美学特点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现代大众住宅的设计也伴随着对于卫生防疫的误解和“神化”，导致了某些大众住宅观念的“异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大众住宅实验。每当学者讨论这段历史，往往会提及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很少注意到历史背景中的世界性瘟疫。事实上，“大众住宅”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大众住宅”概念的形成不仅与当时城市化和工人阶层的兴起有关，也与卫生防疫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大规模的流行病并不是近代才有的，但只有19世纪初的霍乱才让欧洲大城市开始系统地改进防疫技术，“改善城市卫生、住房、医疗设施和水源供应”[1]。这是因为此时的欧洲已经经历了城市化、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从18世纪的列文虎克（Antonyvan Leeuwenhoek）到19世纪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2]、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3]、德国人科赫（R.Koch）[4]，流行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5]。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细菌并非从无到有地自然出现，并证明了腐败物质中的微生物是来自空气，而灰尘和不清洁的空气是病菌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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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卫生与大众住宅概念的兴起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急速发展的城市化使得欧美各大城市拥有了应用这些科学防疫方法的资源和能力，“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管理对人类生活状况的影响已经真正地全球化了”[6]。同时人们也普遍意识到健康的保障不仅是治疗，更需要预防。基于上述原因，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社会改善”的两方面共识：一是为了保证人口增长，从公共卫生的角度，以慈善和立法的方式治理贫民窟等“无用的”社会底层的居住条件；二是为了工业发展，出于保护劳动力的角度，提升“有用的”工人阶级的住宅卫生条件。西方的大众住宅概念也在公共卫生与政治、经济、道德、美学等社会各层面结合的过程中逐渐演化。

一开始，大众住宅只是被欧洲国家的政府认为是穷人的住宅。城市的治理者只是出于公共卫生的目的，需要消除鼠疫、霍乱等可怕疾病的高密度传染源——贫民窟，而不是出于安置民众的社会义务。如德国、奥地利在19世纪下半叶流行的穷人集体住宅“Mietskaserne”（字面意义是出租营）是一种简陋的多层集体住宅，提供共用的浴室和厨房，卫生条件非常差。住宅中大小相等的多个房间沿走廊排列围绕在多个连续的方形小庭院周围。因此“Mietskaserne”常常人满为患，比如六个后院的300套公寓规格的柏林“Meyers Hof”中居住着约2000人。这种住宅由于楼梯少住户多而经常发生损失惨烈的火灾。为了满足消防车的进入，设计采用大型消防通道连接并列的多个庭院。[7]这种贫民区住宅也导致了带有瘟疫隐患的公共卫生危机。

德国“Mietskaserne”集体住宅外观照片，高大的门洞用于消防车通行 

德国“Mietskaserne”集体住宅剖面图和平面图底层-地块长度 ：141,32米

大众住宅的诞生最早正是源于这种公共卫生目的而不是工人住房问题。[8]比如英国大众住宅（英国称为“议会住宅”（council house））可以追溯到1875年《公共卫生法》。因为该法案催生了后来的“都铎·沃尔特斯报告”（TudorWalters Report）。[9]这一报告建议为“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住宅设计确立标准。[10]“议会住宅”从花园城市运动和工业家的示范村庄中汲取灵感，并建立了国家对住房和规划的干预。[11]

大众住房问题起初在荷兰也被看成针对穷人的慈善事业。[12]但随着重型机械、化学和电气工业等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在19世纪末逐渐取代了手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地位，城市技术型工人阶层兴起。同时，随着银行和保险业的兴起，以及政府职能的扩张导致了高级白领工人的增加。[13]因此社会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传染性疾病没有阶级界限，城市居民住房不足的前景不仅增加了经济生产力下降的阴影，而且还威胁着城市精英的生活。”[14]制定高于贫民区的工人阶级住房标准以保护公共健康也就成为了无可争议的首要公共事务。1902年颁布的荷兰《住房法》促使大众住宅概念从慈善住房转变为“工人的住房”（arbeiderswoningen），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扩展为“人民的住房”（volksbuisvesting），然后才演化成沿用至今的“社会住房”（socialewoningbouw）。[15]比如，和“Mietskaserne”住宅形成对比的是，“阿姆斯特丹工人阶级协会”（DeVereeniging ten behoeve der Arbeidersklasse te Amsterdam (VAK)）聘用建筑师皮特·海默（Pieter Hamer）于1854—1856年设计的普兰西斯街（Planciusstraat）工人住宅改善项目。皮特·海默采用了一梯两户“背靠背”的平面布置，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光照和空气流通，避免拥挤杂乱而产生的卫生防疫困难。这一“背靠背”设计原则在1902年范·德·培克（J.E.van derPek）设计的坡蓝恩大街（Polanenstraat）公寓和1912年瓦伦坎普（H.J.M.Walenkamp）设计的位于阿姆斯特丹市洛格韦恩大街（Roggeveenstraat）的黑特·威斯腾（Het Westen）工人住宅区中得到了延续和改进。

Pieter Hamer于1854-1856年设计的荷兰阿姆斯特丹普兰西斯街（Planciusstraat）工人住宅  

荷兰阿姆斯特丹普兰西斯街（Planciusstraat）工人住宅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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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与生活方式改革

德国社会卫生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格罗腾（Alfred Grotjahn）曾将“卫生文化的普遍传播”中的“卫生人”“卫生家庭”和“卫生居住区”等概念都概括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变革。[16]起源于19世纪的生活改革（Lebensreform）运动试图通过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来自下而上地改造社会，并将空间、阳光和空气等卫生健康要素看成是塑造“新人”、创造“新世界”的必要条件。因此，在不少地区兴起了与传统道德相悖的裸体运动，认为身体直接暴露在阳光下，与清洁的空气和水的直接接触将有利于健康。如当时德国的《生命与太阳》（Leben und Sonne）杂志就专门探讨这一主题。这些观念衍生出的诚实、种族、纯洁、美学等复杂的价值观也影响了大众住宅设计。如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大力推广了所谓的玻璃“幕墙”，其目的正是为家庭、工厂、百货商店和学校带来了人体“健康”所需的阳光。

1926年4月第2期《生命与太阳》（Leben und Sonne）月刊 

多位现代派建筑师在恩斯特·梅（Ernst May）的带领下于1926年至1931年设计的“新法兰克福”住宅区[17]，以多层和排屋为主，采用传统砖结构和现代平屋顶，主要为56平方米和65平方米的2房和3房公寓，所有公寓均配有浴室、法兰克福厨房、中央供暖系统和中央收音系统。[18]受当时的健康和卫生思潮影响，恩斯特·梅根据住宅区的地势在建筑围合出的中心位置设计了阶梯花园和水池，并且屋顶也都设置了花园露台。德国美学家、收藏家凯斯勒（Count Harry Kessler）在日记中描述“新法兰克福”住宅区居民在水池中进行日光浴时，感叹道“这是新活力的一部分，一种全新的人生观”[19]。

新法兰克福住宅项目中的布鲁希费尔大街住宅（Siedlung Bruchfeldstraße）中的之字型房屋（Zick-ZackHausen）的中央花园，设计者Ernst May，CH Rudloff，1926年 

新法兰克福住宅项目中的布鲁希费尔大街住宅（Siedlung Bruchfeldstraße）中的之字型房屋（Zick-ZackHausen）屋顶露台，设计者Ernst May，CH Rudloff，1926年 

“新法兰克福”项目布鲁希费尔大街住宅中央公寓楼的正等轴测图

法兰克福厨房，玛格丽特·舒特·丽霍茨基于1926年设计 

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住宅转变中，卫生观念有时需要与根深蒂固传统习俗和阶级偏见争夺制定大众住宅标准的权利。如在19和20世纪之交，私人浴室甚至在中产阶级家庭中都尚未普及。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卫生学告诉人们传染病与生活污水的处理不善有关，但工人依旧被认为只适合使用公共浴室，给他们配备独立浴室则被认为过于小资色彩。[20]大众住宅中的公共厕所到独立厕所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此外，维多利亚式住宅及其中的双人婚床也一起在大众住宅的设计中受到了“卫生”观念的挑战。20世纪20年代，单人床已经成为具有新观念的中产阶级已婚夫妇的“现代”选择，而“卫生”则是他们选择两张单人床的原因。[21]卫生从防御疾病传染上升到了私人道德，进而被认为关乎婚姻健康和福祉。[22]格罗皮乌斯和布劳耶曾在1930年设计过一个饱受争议的住宅样板，共同生活的男性和女性各自都拥有独立的卧室和书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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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卫生与现代住宅的整体设计观

20世纪初出版的家政书籍中，健康和高效成为家庭管理的核心目标，而灰尘则被描述成主妇们在儿童房、厨房、卫生间或食品表面对抗传染病时的首要“敌人”。如1928年爱德华·菲佛（Eduard Pfeiffer）在《家政技术》（Technick des Haushalts）一书中说：“灰尘……有害健康，是细菌的载体，疾病的传播媒介，对所有生物都有害。”[24]对于灰尘的关注，也体现在同时代的克拉拉·艾伯特·斯托金格（Clara Ebert Stockinger）和克里斯托弗·克劳瑟（Cristoph Clauser）等人的书中。

美国环境化学家和工程师艾伦·理查兹（Ellen Richards）曾经鼓励妇女在皮氏培养皿“尘埃花园”中捕获空气传播的细菌，用显微镜亲自观察。妇女们会在这个家庭简易实验中发现菌斑逐渐长大。[25]可见，在专业和晦涩的微生物学和医学概念中，灰尘成为了大众理解卫生概念的起点。

家政学不仅为主妇们锁定了灰尘这个“敌人”，也为她们提供了居室解决方案。恩娜·迈耶博士（Dr. Erna Meyer）于1926年出版的畅销书《新家政》（Der Neue Haushalt）列举了J.J.P.乌德(J.J.P Oud)、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d）、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和包豪斯学派的现代主义住宅，作为新家政中经济和卫生的解决方案。[26]家政学的普及使得现代住宅设计理念也得到了传播。

恩娜·迈耶博士（Dr. Erna Meyer）于1926年出版的《新家政》（Der Neue Haushalt）  

反过来，家政学也影响到了新住宅和家居的设计观念。家政学提倡的福特主义泰勒科学管理理论和女性解放运动不仅在家庭住宅设计中体现，而且也渗透到相关的设计教学中。比如泰勒仅仅是浪费金钱，还有低效和疾病。

早期的大型吸尘器是为了公共卫生而发明的，用来清扫“充满病菌”灰尘的街道。[29]胡佛吸尘器的广告上写着：“只有胡佛吸尘器能够消灭所有隐匿在地毯深处的危险细菌和肮脏……不会让灰尘进入孩子的肺引起莫名的疾病。”[30]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真空吸尘器的价格在魏玛共和国相当于工人一个月的平均工资[31]，并不是普通工薪阶层能够承担得起的。因此，在工业设计师尽力改进吸尘器设计的同时，这一时期的大众住宅也尽量用新型材料、简洁形式的室内墙面地板和家具设计，以达到不用吸尘器也能避免灰尘、易于清扫的目的。这类设计偏爱使用塑胶、钢材、玻璃、抛光木等材料，不容易积灰且便于擦拭，因为家具的下方往往容易堆积污垢。在室内和家具的结构和装饰上也尽量简化来减少积灰面。

胡佛牌（Hoover）治理吸尘器广告页，1923年  

卫生防疫促使建筑师注意到了住宅的室内外关系。比如柯布西耶等现代建筑师强调将室内外联系起来，部分原因是为了促进空气流通。而空气流通对于避免传染病流行非常重要。室内的开放空间、透明玻璃和大尺寸窗户都使得更多阳光进入室内，并让空气流通。

此外，卫生同时也出现在了有关大众住宅结构类型的争论中。有的建筑师认为“Mietskaserne”这样的集体住宅有诸多弊病，因此认为应该尽量多兴建独立住宅。但另一派的建筑师认为这一方案在经济上是不现实的。西奥·艾芬伯格（Theo Effenberger）和恩斯特·梅（Ernst May）在布莱斯劳市（Breslau）的项目实现了折中，将独立住宅和集体住宅二者结合，设计出了二到五层高度不一的排屋。[32]而德国布莱斯劳市（Breslau）建筑管理局于1918年制订关于房间大小和直接获取光线、空气等住宅最低要求也是设计师必须考虑的要素。[33]

西奥·艾芬伯格（Theo Effenberger）设计的布莱斯劳·坡佩维茨（Breslau PoВpelwitz）住宅区，1919-1920年 

然而，上述方案只适用于郊区，却无法解决市中心的交通、扬尘和住房紧张的问题。因此，格罗皮乌斯和柯布西耶又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将高层建筑作为集体主义大众住宅的新方案。[34]基于上述卡尔斯鲁厄市（Karlsruhe）多层住宅“达默斯托克住宅区”（DammerstockSiedlung），以及西门子员工的混合式低层公寓和低层公寓楼等项目的经验，格罗皮乌斯在1930年11月的第三届国际现代建筑师（CIAM）的布鲁塞尔会议上，以社会学家费迪南德·穆勒·里尔（Ferdinand MullerLyer）的理论为根据，断定随着社会合作的发展，集体主义生活才是未来的方向。[35]他对比了在城市规划中的低层、中高层和高层三种住宅，认为不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卫生的角度，高层住宅都更适合现代城市。而柯布西耶也认同格罗皮乌斯的观点。因为高层住宅满足了“人类健康生存的基本前提”，比中低层住宅有更好的光线、清洁且流动的空气，节约出更多的公共绿地用来锻炼。此外，足够大的绿地使得住宅和交通要道离开一定的距离，还可以将住宅和街道及街道上的灰尘分隔开，治愈城市及市民的都市病。建筑占地面积的减少，也反过来改善了交通状况。通过提供中央供暖和热水、公共电梯和共用的洗衣房、冰箱和厨房，以减少妇女的家务劳动。共用节约出来的空间和资金，使得高层住宅社区中集体使用的餐厅、俱乐部、健身房、游泳馆、成人娱乐区、托儿所成为可能。[36]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中绘制的剖面图对比了塔楼和低层建筑，“灰尘、臭味和噪声如何窒息着我们现在的城市，而塔楼却远离了这些，而位于树木与草地中的新鲜空气里”[37]。

塔楼剖面图，柯布西耶，1931年（图片来自《走向新建筑》，第56页，1986年Dover版本）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对低层，中层和高层房屋的“经济性”比较图，1929-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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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大众住宅的美学

19和20世纪之交的抗击传染病斗争对于大众住宅的影响，并未局限于从公共卫生层面或阶级政治的层面。抗疫不仅使得改善环境成为工业家和上层阶级的道德，也使得对卫生的理解决定了大众住宅的现代主义美学。原本不在建筑艺术范畴内的大众住宅，在当时的新建筑运动中成为建筑师关注的核心。

作为后起的工业国家，过快的工业化使得德国“工业城镇充满了无法预料的社会问题：除了排水和供水等基础设施需求外，城镇还面临着住房短缺，缺少食物和衣服，传染病和营养不良”[38]。这些问题也为由结核杆菌传染的结核病提供了温床。成立于1908年的“卢森堡抗结核联盟”第一任主席内科医生费内根（Ernest Feltgen）曾将结核病上升为关系到道德退化的社会疾病。他认为缺少空间、空气和阳光的不健康生活条件而染上结核病的人，会使其后代也容易遭受身体和道德上的退化，并催生社会问题。[39]甚至有人将酗酒和卖淫等道德恶习也看成是传染病的结果。

对健康和生产能力的迫切需求使得德国公共卫生从被动型控制转化为主动建构，将卫生健康的生活上升为一种适用于不同政见者不同阶层的普遍道德，并试图增加健康生活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通过科学和美学在宣传中的结合实现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家庭不仅健康，而且现代而美丽”[40]，这样的意识通过新的大众传播手段被建构起来。如1911年在德累斯顿举行的“卫生展览”（Hygiene Exhibition）、1926年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保健、社会福利和体育锻炼”大展（Great Exhibition of Health Care, Social Welfare and Physical Exercise）和“国家卫生周”（Reich Gesundheitswoche），都逐步将“卫生”“健康”和“现代”“美学”等观念结合起来。[41]

包豪斯于1919年4月在魏玛开学。同年，大流感随着一战而史无前例地扩大了瘟疫规模，竟导致了两千多万人死亡。[42]可见，包豪斯学校诞生时面临的是战败和瘟疫的双重伤亡。[43]包豪斯的前身萨克森大公艺术学院（Grossherzoglich Sächsische Hochschule für bildende Kunst）和萨克森大公艺术与手工艺学校（Großherzoglich Sächsische Kunstgewerbeschule）的空间早在1914年11月就曾被用作一战中负伤的德国士兵的寝室和治疗室。一直到1919年9月，包豪斯学校大量的工作室依然被“预备医院”（ReserveHospital No. II Art School）占用着。[44]可以想象，医院中每天都在发生的由于战争和随着战争爆发的世界性瘟疫带来的伤亡，给包豪斯的师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真实伤痕记忆。而包豪斯第二任校长汉内斯·迈耶（Hannes Meyer）受到了瑞士教育家佩斯塔罗齐（Pestalozzi）的影响，后者要求对学习环境加强卫生和健康保障。[45]他在改革后的课表中加入了卫生课。

魏玛包豪斯成立前后部分校舍被当作军队医院（Reserve Hospital No. II Art  School），1918-1919 

汉内斯·迈耶担任德绍包豪斯学校校长期间制订的教学计划图中文版，1929年（图片来自《作为启蒙的设计》第86-87页） 

这无疑对包豪斯学生的设计美学产生了影响。如包豪斯学生马塞尔·布劳耶设计的钢管椅，其初衷是为了设计轻便、坚固、便于清洁和移动的大众家具，但其售价却不是普通工人能够消费得起的。这种设计在现代美学意义上远远超过了实际功能或生产上的意义。

而在卫生与现代主义住宅的关系中也同样有这一现象。尽管卫生是大众住宅的功能主义设计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有些设计的象征意义逐渐超过了其实际的意义。因为玻璃和钢管看起来是不会受到腐蚀的材料，即使用上刺激的消毒液也没关系。现代住宅也经常使用玻璃、镀铬钢管、胶合板等材料，其材质在视觉上逐渐成为了卫生的象征。然而事实上，当时的镀铬钢管并没有今天的不锈钢那么耐腐蚀，表层的金属铬并不能完全抵御潮湿。

20世纪初大众住宅中的卫生美学，决定了这些住宅“不仅必须干净，而且必须看上去感觉干净”[46]。因为结核病等疫情的高死亡率引发了民众的恐惧，社会治理者不仅需要用真实的卫生条件还需要用卫生的象征物来缓解民众的恐惧。在1930年第20届年度法国美术家装饰沙龙年度展上，德意志制造联盟就对社会住房的卫生形象进行了视觉化展示。大量住宅区健身和卫生设施的图片展现了一个强调健康、卫生、体育和新鲜空气的“新德国”。在德国、奥地利、荷兰、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类设施往往被纳入到集体住宅区中，用来预防身体疾病和治愈民众心理。[47]

1930年在巴黎举行的第20届“年度法国美术家装饰沙龙年度展”德意志制造同盟展区的住宅样板间，二层为阅览室，一层从左到右分别是用于写作、玩棋盘游戏和听音乐的小房间，设计者为格罗皮乌斯和马塞尔·布劳耶

1930年在巴黎举行的第20届“年度法国美术家装饰沙龙年度展”德意志制造同盟展区中的女主人起居室，室内和家具由马塞尔·布勒（Marcel Breuer）设计

1930年在巴黎举行的第20届“年度法国美术家装饰沙龙年度展”德意志制造同盟展区中的男主人起居室，室内和家具由马塞尔·布勒（Marcel Breuer）设计

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设计真正确立了这种卫生化美学形式。格罗皮乌斯和布劳耶曾于1930年合作设计的住宅样板间，采用镀铬管、玻璃、镀锌钢板/网等会产生镜面反射效果的材料，并且除了必要结构外，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大部分平面都保持了材料原色或白色，整个房间看上去纯净无暇。他们的设计被法国观众讥讽为的“无菌”室和“医院”，有人甚至直接将卧床设计比作“牙医的手术室”。[48]类似的还有1923年发起的包豪斯住宅样板房项目——号角屋（Haus am Horn），以及位于德绍包豪斯大师住宅。

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建筑和产品普遍采用的白色也成为了争论的对象。其实，这也是一种卫生的象征，一种卫生化美学的体现。起初白色被应用于医院，是因为污渍在白色上非常明显，而且消毒剂的频繁使用本身会让面料褪色。在20世纪初期，白色成功地和纯净、卫生的形象联系起来。大众生活中，无论是在衣服，厨房，电器还是抽水马桶，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深色家庭室内装饰都被光滑的白色表面所取代。学校、女性杂志、广告商和家庭经济学家甚至都劝说妇女尽量将衣物、围裙和毛巾漂白至最白色。[49]

白色不仅覆盖了墙壁、橱柜和服装，甚至连食品都被漂白了。在30年代，欧洲流行起一种不同于传统手工黑面包的工业白面包，这种面包其实是当时美国在欧洲倾销的工业制造食品。“新面包经过了精心设计，看起来像是现代艺术的小物件：光滑，闪闪发光的干净，正如约翰·瓦蒂（John Varty）所言，工业白面包看起来像包豪斯家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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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住宅设计对卫生防疫的误解

大众住宅中的某些现代设计是对卫生学的误读造成的。大众住宅设计者对于卫生的理解其实也不无偏颇，一方面是过度恐惧，另一方面则是过度乐观。

比如美国作者普鲁登（T.MitchellPrudden）出版的《尘埃极其危险》曾一度引发了民众对于灰尘的恐惧。尽管“并非所有灰尘都携带细菌，并非所有的污垢都是黑暗的”[51]，但正如上文所说，纯净、白色的卫生世界仍然受到追捧。然而，事实上清洁过度也不能阻止新的传染病。如20世纪急性脊髓灰质炎就是在格外注重卫生细节的阶层中爆发的。过于讲究卫生，使得婴儿时期无法因为接触少量病毒而获得免疫能力，等长大后遭遇这一病毒时往往会引起下肢瘫痪甚至死亡。[52]但死亡和瘟疫的恐惧，仍然使得标榜无尘无菌的住宅设计得到现代主义者的青睐。

另一方面，设计师和大众一样天真地认为阳光能杀死细菌病毒（虽然阳光能杀死部分细菌，但对于能形成瘟疫的病原体几乎无能为力），或“认为吸烟是有益的”（显然也有人认为它具有杀菌作用），或者认为“大规模生产则是治愈社会疾病的手段”[53]。这类误解，要么使得“医院病房成为家庭的榜样”[54]（尽管家庭条件无法完全模仿医院），要么使得阳光被“神化”为现代崇拜。这种做法的象征和形式意义远大于实际医疗卫生的意义。比如某些玻璃幕墙高层住宅，片面地追求阳光，而忽视了由于冬冷夏热的气温条件对健康的损害，以及舒适性对于心理的作用。

对于这些误解，现代建筑和设计师也试图进行校正。如建筑师让·巴达维奇（Jean Badovici）和艾琳·格雷（Eileen Gray）就曾于20世纪20年代批判过建筑师对卫生概念的错误使用，并重新引发有关卫生的辩论，在卫生功能的基础上加入对舒适性和活动性的考虑。[55]

6

卫生与大众住宅的结合过程中的异化

除了误解，基于卫生的大众住宅在发展过程中也曾产生了“异化”现象。现代大众住宅所折射出的生活方式变革不能只放在进步论的单一框架中反思。现代建筑和室内家具设计用白色住宅、闪闪发光的钢结构家具、健身设施营造的无尘环境和卫生化美学，事实上是与大众市场的竞争、社会优生主义、种族主义的视觉想象混合在一起的复杂现象。这实际上是“生命政治”（biopolitics）发展的结果。[56]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所谓的自由民主社会还是极权主义社会，最初关于大众住宅的社会理想主义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异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大城市曾通过规模经济发展住房为中低收入者开发大规模的廉价住房。1932年圣路易斯市开展了美国第一个公共融资的大规模住房实验并建立了“非商业性住房开发的模型”。“邻里协会”执行主席沃尔夫（J. A. Wolf）等项目开发者深受欧洲“邻里花园”和卫生防疫等观念的启发，“希望该项目具有诊所的性质……提供公平合理的清洁、卫生和诱人的居住环境”[57]。住宅在光线、通风、保暖、隔音、排水等方面都有周到的考虑，每户都配备了独立浴室、中央供暖、冰柜、煤气炉等当时算是先进的设备。为了保证社区的健康与卫生，洗衣、游乐场、健身设施，以及公共浴池等进步时代健康与卫生计划的标志都尤其被重视。这些原则后来都在美国公共健康协会（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下属的“住宅卫生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Hygiene of HousingHygiene of Housing）在1938年出版的《健康住宅基本原则》（Basic Principles of Healthful Housing）中体现出来，并成为纽约、费城、克利夫兰、芝加哥等多个城市经典公共住宅项目的参考。

圣路易斯市“邻里花园”住宅区鸟瞰图，1935年（美国密苏里州历史学会CDA收藏）

圣路易斯市“邻里花园”住宅区内部庭院，1939年（美国密苏里州历史学会CDA收藏）

而庭院被设计成远离街道的围合空间，其内部可以满足大部分的日常活动：办公、仓储、商店、学校和社区中心。整个庭院远离噪音、污垢和工人阶级街道生活的喧嚣。然而这样的住宅形式隐含着“试图对土地以及居住在该地区的人的种族、社会和家庭组成进行管教”。这些项目主要为白人服务，无形中在大型邻里单位中实现了种族筛选和隔离。[58]

同样是30年代，纳粹德国对于瑞典功能主义大众住宅的选择性借鉴，也反映出异化的过程。瑞典的现代大众住宅实验曾受到德国“新建筑”（Neues Bauen）和包豪斯的深远影响。[59]纳粹德国曾派前包豪斯学生和格罗皮乌斯的助手恩斯特·诺弗特（Ernst Neufert）等人考察瑞典的卫生、公正和经济的功能主义住宅。当时的瑞典首相佩尔·阿尔宾·汉森（Per AlbinHansson）提出了通过大众住宅规划来有效地建立草根民主制度的“人民之家”（folkhemmet）概念，这些理念更早时候在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也曾试验过。[60]

然而在纳粹政府对瑞典大众住宅规划的介绍过程中掩盖了上述政治主张，而只是关注构造技术及其“种族主义”意义。比如1940年的德国住房法令曾主张为家庭提供相对较大的公寓，目的是使“雅利安人”人口增长。[61]尽管在总体风格上，现代主义风格被纳粹看成是堕落的，但在住宅的细节设计上，依然体现了保证卫生、经济的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对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卫生学和生理学的应用都被保留了下来。在某种程度上，二战前夕为了满足武器工业所需要的更多劳动力，而需要大量增建这些工人的经济适用房。如，彼得·考勒（Peter Koller）于1938年设计的位于现德国沃尔夫斯堡市的“大众汽车之城”（Stadt desKdF Wagens）就是一个典型案例。[62]“大众汽车之城”当时拥有6,000名德国核心工人和13,000名被纳粹送来的外国强迫劳工和集中营囚犯工人。位于斯泰博格堡市的“大众汽车之城”家庭住宅（Eigenheimsiedlungam Steimker Berg）呈现出德国传统风格的尖顶和小格子窗，学校、商店等生活配套齐全。这些房屋专门提供给工厂的德国人居住。而其他区域却是大量的营房式住宅（Barackensiedlung）供被迫劳动的工人居住，这些营地式住宅位于荒凉的郊区且住宅卫生条件非常恶劣，战后成为了中欧和德国东部的难民和贫民区。[63]这些住宅区就是使用现代装配方式制造的。

位于斯泰博格堡市的“大众汽车之城”德国人家庭住宅，彼得·考勒（Peter Koller）于1938年设计 

位于斯泰博格堡市的“大众汽车之城”火车站旁的营房式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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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从欧洲各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住宅概念形成之初不是源自无产阶级或是大众的自觉，而主要是出于公共卫生的治理目的。如果说人类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瘟疫，带来了微生物学、卫生学、免疫学“进步论式”的科学发展，那么瘟疫所带来的生活改革、婚姻关系、裸体运动其实也夹杂着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对于卫生的过度焦虑和误解，而与瘟疫的斗争也促进了现代住宅及其相关的道德、美学、治理方式和实际功能的形成。通过大众住宅以卫生防疫为基础的标准制定、设计建造、形象科普等，生产（工业）与生殖（人口）这两方面的治理被合理统一了。它使得无产阶级逐渐适应工业世界而转变为工业工人[64]，使农业人口适应并向往工业城市的生活。批判地检视瘟疫与现代大众住宅的历史关联中的各个层面，可以让我们反思设计应该或最终会以何种态度、在什么层面上应对疫情。

来源：《装饰》2020年第3期“大众设计”

原文：《瘟疫与20世纪初的现代大众住宅实验》，注释请见原文。

作者：张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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